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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作风建设是现代治理宝贵资源

2014-01-23        解放日报        浏览次数

对“理论自信”的最佳表达是实践落实,而不是概念分析;对“道路自信”的最佳表达是能力提高,而不是逻辑推理;对“制度自信”的最佳表达是作风改善,而不是文本解读。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是要把人民群众仅仅当作服务的消极承受者,更不能对“为人民服务”做消费主义的理解和家长主义的理解。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说是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作出的两项最重要举措。在这两项举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群众路线的当代意义取决于它与现代化目标的契合程度;另一方面,现代治理能否成功实现,则取决于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党的优良作风是否充分发挥作用。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是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优良作风的精神实质,与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区分开来。比方说,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用根据地建设和土改运动中的“诉苦”、“算账”等形式“发动群众”,显然不再合适,但用嘘寒问暖、蹲点调研等方式“联系群众”,以同甘共苦、同心协力的精神“服务群众”,仍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通过人民群众的主动努力,使人民群众获解放、得幸福、享尊严。

这种意义上的群众路线,以及整个党的优良作风,在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的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中,是十分宝贵的政治文化资源。

现代治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治理体系的正当性问题,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问题。正当的执政既要具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定程序,更要具有道义理由,得到民众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的集体学习时指出,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实际上也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根本特点。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先是取得民主革命的根本胜利,后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就是因为它不仅有说服人的理论指导,而且有说服人的实际行动。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以德服人”比“以理服人”和“以文服人”有更强的力量。即使在对大学生这样的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在很多情况下,对“理论自信”的最佳表达是实践落实,而不是概念分析;对“道路自信”的最佳表达是能力提高,而不是逻辑推理;对“制度自信”的最佳表达是作风改善,而不是文本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6月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活动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而也揭示出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关键意义,即在中国要形成稳定而有活力的政治秩序,执政党必须用更大努力去增强能力,用更好作风去提高作为,用更实措施去纠正错误。

现代治理的第二个问题,是治理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现代社会,面对国际竞争激烈、国内利益多样,任何国家要进行治理,不仅要求治理目标和执政纲领被民众认可,而且要求治理方式和执政措施有理性依据。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差别大、传统包袱重的国家,治理工作就更加需要依靠精英群体、专业团队或先锋队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清醒地意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不仅在于它是否把人民利益作为立党之本,而且在于它能否对社会文明有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民带来实际福利。党的群众路线之所以重要,恰恰与党的这种先锋队使命密切相关。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样的提法中就可以看到,“群众观念”与“先锋意识”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为了更好地履行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党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这样才能更加及时而全面准确地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要提倡艰苦奋斗,从而能更加公正且令人信服地协调群众的各种利益;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能更有效地消除偏差、克服盲区,避免工作中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

现代治理的第三个问题,是治理主体的能动性问题。“治理”与“管理”或“统治”的一大区别,在于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私人的,不仅是国家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是中央的而且是地方的,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外,强调“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期待着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各方面的活力都竞相迸发。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要承认治理主体的多样性,而且要提高治理主体,尤其是党和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的能动性。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是要把人民群众仅仅当作服务的消极承受者,更不能对“为人民服务”做消费主义的理解和家长主义的理解。毛泽东在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半个月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有一句名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里所说的“主动”,不仅是指在认识上,中国人民对历史规律有了理解,而且是指在实践上,中国人民成了创造历史的主人公,从而一改曾经让外人鄙薄、令后人汗颜的那种麻木不仁、消极被动的状态。早在三十多年以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仅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而且要使人民的文化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年底出台“八项规定”时所强调的“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的要求,其意义不仅是要在全党克服不良作风,而且是要在全民倡导优良作风。有鉴于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将意味着经过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落实以后,不仅领导干部的精神更加振作,而且普通群众的态度更加积极,单位工作和社会生活都更有活力。

目前,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已进入收尾总结阶段,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全面展开。在此节点,从现代治理的高度重新审视这项活动,将有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其重大深远意义。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传家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将在现代治理的框架内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