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在优雅学府中培育栋梁学子——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

中国的发展从来就是“富强”和“文明”的双重追求，但这种追求确实是有阶段之分、层次之别的。在当前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提升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要全面落实中国发展的价值目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做出的这个著名论断，今天读起来依然是那么中肯；从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的分量尤其沉重。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有力推进，我国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已经超过1亿。我们有理由为高等教育向国家输送了那么多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感到自豪，同时也有责任清醒地看到，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中国，“不懂法律”已经越来越不能为人们在职务行为中犯罪作案提供借口，“缺乏教养”也已经越来越不能为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有失体面做出解释，而在高学历者比例明显超过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那些人群当中，其成员在工作伦理、公共道德、生活方式乃至消费习惯、说话风格和行为偏好等等方面存在的毛病，则会越来越被人们联想到高等教育领域所存在的问题。

科学研究领域也是这样。据统计，我国科研人员发表的SCI论文数和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最近几年都有很快增长，分别达到了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七，这当然是高校作为科研人员培养单位和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的一大荣耀。但是，借助于进口仪器而得到的实验数据，局限于现有框架所增加的理论知识，以及无法等同于“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的那些“中国制造”，都说明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生态状况的恶化、城市个性的缺失、重大改革的艰难、精英形象的污损等等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专家学者的方案设计和项目论证当中，在高校师生的学术行为和科研业绩当中，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为了做出高校对社会的应有贡献，也为了维护公众对大学的应有敬意，高等教育工作者在履行其学术使命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自己的精神使命，更加重视在“优雅学府”中培育“栋梁学子”。

“优雅”是“文明”的代名词；如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所说“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的那种现代大学理想，本来就应该使高等学府成为天下最优雅之处—正像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学者亨利·纽曼所描述的，在这个地方，“年轻人因为它的名声而为之倾倒，中年人因为它的美而心中点燃激情，老年人因为它引起的联想而加固忠诚”。在这样的学府中，学生们不仅学习知识，而且提升智慧；不仅体验研究的艰辛，而且享受探索的乐趣；不仅羡慕教授们的学问，而且景仰老师们的人格。在这样的学府中，同事们走到一起来是为了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而不是对钱、权、名的你争我夺；他们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不只是在口头上、在书本里，不只是在无关乎自己利益或有助于自己得利的时候或场合，而更是在日常生活里，在团队合作中，在涉及自己利益的地方，在自己的利益有可能被要求放弃的时候。这样的学府固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要求其成员尊重契约，遵守规则，共同维护集体利益，公平分配个人利益；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它要求其成员相互体谅，彼此谦让，尊老携幼，同苦共乐。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学府首先应当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它要求其成员求真务实、讲理守义、追求卓越，享受创造，而拒绝弄虚作假、唯利是图、拉帮结派、甘于平庸；它要求其成员把是否符合共同追求的价值作为评价标准，以此来衡量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是否正当，也以此来判断私人的和小圈子的情感是否重要—一句话，这样的学府要求其成员把“卓越”与“和谐”有机结合起来，为了追求卓越而齐心协力，并通过追求卓越而加强团结。

在上述意义上的优雅学府中传道授业的学者们，以及追随他们求学问道的学生们，为人或许低调但一定不失自信，处事或许从容但一定不失进取。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在涉及集体荣誉、学术尊严、民族大义、天下兴亡的时刻，他们定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把“妙手写文章”的智慧，融进“铁肩担道义”的气概之中。习近平等同志在党的十八大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驻足细观李大钊同志的“狱中自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包括高校师生，学习烈士那“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感天动地的不朽精神，以及先生在自述最末一句（“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中所表达的那种超越生死的文化情怀。毛泽东称李大钊为“我真正的老师”，梁漱溟称李大钊为“我的至熟至熟之友”；在这位身为北大教授的中共创始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优雅”气质和“栋梁”精神的完美结晶。

如果说，“优雅学府”的核心是“卓越”与“和谐”的统一，那么，在这种学府当中培养起来的“栋梁学子”，其核心则是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融合。十八大报告号召青年“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同时也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李大钊曾经提倡的“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伟大理想，另一方面也针对了李大钊曾经批评的“尚情而不尚理”和“任力而不任法”的不良习气，或邓小平多次反对的“蛮不讲理”、“强词夺理”的恶劣作风。大学教育的任务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培育富有理想的理性主义者和尊重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懈怠”，因为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都激励着他们，要永不满足，不断进步；他们也“不折腾”，因为科学理论和健全常识都告诉他们，只有通情达理才能说服人，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办成事；他们更“不动摇”，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总是左顾右盼、畏首畏尾，梦想始终只是梦想，理想不会成为现实。

在优雅学府中培养栋梁学子，既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大学的民族精神基因的现代表达。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李大钊诞生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说“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杨振宁先生曾在其好友邓稼先逝世十周年之际撰文，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五四后来华讲学十个月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一段话，或许可看做是对李大钊和邓稼先所代表的那种堪称中华民族精华、世界文明瑰宝的大学精神的独特注解：“中国人温文尔雅，只追求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明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他们有一场充满活力的年轻改革家运动，如果稍微假以时日，这些改革家就能使中国复兴，其成就会比我们称为文明的那种破损机制，好上百倍。”

（《光明日报》刊载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