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在校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作专题报告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6月11日下午，我校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在中北校区举行。校党委书记童世骏作了题为“发扬和建构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的专题报告。校领导杨昌利、孙真荣、梅兵，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地学部及各实体院系（所）党政班子成员，机关及直属单位副处级及以上干部等参加了学习会。会议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曹文泽主持。

童世骏首先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的五四讲话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办学理念为切入点，对本讲问题的提出做了说明。习近平今年五四在北大考察时，提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的要求。我校参与建设的上海纽约大学，在其主页上说是以“汲取中美这两种不同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作为其核心理念的。总书记和上纽大从不同角度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优秀大学的过程中，什么是要充分发扬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

我校举行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通过回顾我校历史，童世骏阐述了我校及其前身学校的校训内涵，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经过大夏大学的“自强不息”和光华大学的“格致诚正”，再到我们自己的“求实创造，为人师表”，中国土地上的这些现代高等学府，其实一直在努力把来自西方的大学制度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传统。在他看来，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在1934年概括现代大学理想的时候，是自觉地把“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的理念与中国传统密切结合起来的，而蔡元培先生虽然在阐述北京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理念的时候强调这个理念的西方来源，但当他在1922年高度评价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时候，说它“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则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与“智慧的创获”这个大学理念也密切关联起来。

童世骏作了题为“发扬和建构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的专题报告

曹文泽主持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那么，“我们应如何发扬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呢？”童世骏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是“学习”与“贡献”：以虚心学习为基础争取对人类有所贡献，以有所贡献为志向而真正有效地学习。同样是在今年五月，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说“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在上海说“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这两者在根本上是高度统一的：“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其次是“做人”和“做事”。即使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传统还未完全成型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可以通过个人修养和事业成就对全人类的高等教育事业有所贡献。童世骏举容闳作为例子，说这位中国留学第一人虽然其思想和行为都深受西方影响，但其修养和品行却赢得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评价：“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童世骏又举了邓稼先的例子，高度赞同杨振宁先生对这位两弹元勋的评价：“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童世骏提出，在国际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使用西方的课程，甚至使用西方的语言，但我方师生所展现的品格，所创造的成果，也在时时告诉我们的合作伙伴，“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语）。第三，制度和文化。中国特色的优秀大学，要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予以保障。童世骏解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论述，谈了他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所要实现目标的理解，强调尤其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的互补努力，来确保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处理好党政学之间的横向关系，处理好校院系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搞好学术共同体的自身建设。童世骏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办学的政治前提，又要发挥办学的政治优势，尤其要重视通过发挥办学的政治优势来真正有效地维护办学的政治前提；要处理好追求卓越与维护和谐这两个目标的关系，如总书记要求的“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通过制度安排和日常实践，使全校师生在耳濡目染中感知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会议现场

在论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的“是什么”问题和“如何做”的问题之后，童世骏强调，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其实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把对传统的发扬与对传统的建构结合起来。他指出，目前我们真正能够自信地向外人推介、让后人传承的高等教育传统，应该说尚在建构当中：发扬传统的实质是建构传统，建构传统的前提是发扬传统。童世骏认为中国人的尚贤好学、尊师重教、经世致用、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在总体上所具有的“尚贤的民本主义”、“重情的团体主义”、“务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性主义”和“好学的世界主义”等优秀传统在教育领域的体现，而这些传统其实都要靠我们细心呵护才能永葆活力。童世骏提出要处理好这些传统当中所包含的各对关系，避免顾此失彼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通过更新这些传统来延续这些传统。童世骏以“经世致用”作为例子说明他的观点。陈寅恪早年在哈佛留学时就指出，国人“唯重实用，不究虚理”的传统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对科学研究来说，这种传统的消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但同样是面对这个传统，身为北大教授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却注重对它的重新阐释，既肯定“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又强调“用处是多方面的”。童世骏高度评价李大钊对“用处”的全面理解，说李大钊其实是从“物我关系”方面强调“得到了一种知识，以此知识为根据去解决一种问题”；在“人我关系”方面，强调“以所有的学识成一著作与学术界相商榷，以期得到一个是处”；在“吾我关系”或“自我关系”方面，强调“从不同的研究，…与我们以不同的修养”。童世骏认为，在对“用处”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诠释的基础上，我国的“经世致用”传统是完全可以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最后，童世骏指出，我们有很好的传统，但是常常丢失，而高等教育的任务，大学建设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优秀传统辨认出来，继承下来，推广开来。

曹文泽对童世骏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并指出，我们需要以“校荣我荣，校衰我耻”的精神，共同投身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传承中国教育的最佳传统，体现中国大学的自信独立和本土特色，更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把对中国大学优秀传统的理解与认识内化于大学建设过程中，努力推进学校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目的所在。